今日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连载

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连载)

八、 版拱花术的起源与发展

饾版印刷，是在前文述及的套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较之套版印刷更为成熟、精湛的工艺技术。它既有别于北宋出现的、用来印刷纸币的分版套印，也不同于元、明始用的整版套印，是一种类似于分版套印而又具阴阳向背、浓淡层次的新型艺术。说它是艺术，是因为它的工艺本身更多地受到绘画艺术的影响；它的产品，与手绘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尤其是与拱花术的协调配合，是任何近现代印刷科技所难以达到和比拟的。

顾名思义，饾版印刷使用的印版是“饾版”。这里所说的饾版中的“饾”，乃“饾饤”之意。“饾饤”又称“斗饤”、“饤饾”，是一种堆叠食品。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九《食经》中，说它是“五色小饼”，作花卉禽珍宝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积，名曰“斗饤”。饾版则是采用类似于“饾饤”的堆叠、累积形式进行印刷的印版。《辞海》“饾版”条释文是：“明万历年间，安"徽民间流行的一种木刻套版多色叠印的印刷方法。通常先根据画稿设色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进行分色，刻成多块印版，然后依色调套印或叠印。因其堆砌拼凑中国经济延续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对仪器的需求，有如饾饤, 故称”。

饾版印刷工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工艺。尽管它的主要工序——勾描、刻版和刷印与套版印刷中的整版套印相似，但它对这三大工序具体操作中的要求之高，却远非整版套印可比。首先，它在勾描之前要组织三大工序的技术人员共同进行分版研究，并通过研究，把需要复制的画面按照色调的不同和画面的阴阳向背、浓淡层次，分解成若干套版样。这是一项关键的艺术再造过程。如果你了解近现代印刷制版工艺，你就不难想像在没有点的情况下，要生产装备精良再现原稿上那具有浓淡层次的连续调色彩在工艺上将是何等的困难。而分版是否得当正是饾版印刷实现这一再造的关键和基础。

分版方案确定之后，要按照分版方案之要求，用笔和雁皮纸勾描分解画面，准确地勾画出各色块的轮廓线，以区分出色彩的区域和层次。有些珍贵的古代书画，于分版勾描之后还要进行复描勾版，以保护原作和对原作损伤部位进行再创作，使复制品得以真实地再现古典艺术之真髓。

勾描之后，下一个工序是刻版。刻版是饾版印刷工艺复制成败的重要环节，只有在选好合适的版材、精密细致地加工、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平整地上好版样的情况下，才能雕刻出与原作相应的各种线条图案和皴法的风韵。因此，饾版印刷的刻版人员多是精通绘画和书法的艺师。

印刷是饾版印刷的第三大工序，是用刻好的印版按原作风格和韵味进行复制的再现艺术。与近现代印刷不同的是，饾版印刷工艺中的印刷更多地需要操作者个人的艺术修养和操作技能。尤其是印制古旧或难度较大的巨幅画面，更具难以言传的奥妙。对复制者来说，承印物材质（不同的纸张或织物）的不同，复制品幅面的大小，画面的新、旧、工、写和设色繁江南产业集中区大力发展铝基新材料简，以及阴阳向背、浓淡层次上的特点，均需采用不同技法,才能达到再现原作、几可乱真的效果。

饾版印刷始于何时、何人，说法不尽相同。一般多认为始自明朝的胡正言，原因是早期人们能以见到的饾版印刷品，只有胡正言刻印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的《十竹斋画谱》和明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十竹斋笺谱》。1963年春，上海博物馆于浙西又采访到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金陵（今南京）人，吴发祥用饾版印刷术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并且这部《萝轩变古笺谱》刻印俱佳，质量上并不亚于比它晚出19年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笺谱》。况且，吴发祥刻印《萝轩变古笺谱》和胡正言刻印《十竹斋画谱》、《十竹谱笺谱》，刀法娴熟、印制精良，绝非饾版印刷工艺出现之早期印品。因此，笔者认为，对饾版印刷的起始时间和创始人的认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明代盛极一时的彩印版画艺术中去探寻。

前已提及，现存最早的饾版印刷品是吴发祥在金陵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该笺谱之足本于1963年为上海博物馆在浙江西部访得，上下两册，册首有“清绮斋收藏”字样。说明这部笺谱曾由清人张宗橚的“清绮斋”收藏过。据“《清绮斋书目》载：《萝轩变古笺谱》为白口，单栏，上下二册；上册49页，98面，含颜继祖撰小引三页；下册45页，90面。另据《金陵通传》载：《萝轩变古笺谱》为吴发祥在金陵刻成，时年48岁。既然该笺谱卷首的颜继祖小引中说《萝轩变古笺谱》书成于明熹宗天启丙寅（六年，1626年），而《金陵通传》又说吴发祥时年48岁，由此可以断定这位 版印刷的先驱吴发祥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吴发祥号“萝轩”，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48岁时在金陵成功地用饾版印刷术刻印了收图182幅，为颜文誉作“翰花之奇观，文房之至宝”的《萝轩变古笺谱》。其中“变古”者，乃以象征手法描绘典故之意，即通过象征性手法，绘制一幅以一个典故为内容的图画。例如，《萝轩变古笺谱》中有一幅画名为《书画船》，画中画的是一只装满书画的小船在水中荡漾（图1）。显系按黄庭坚作《戏赠米元章》诗句中的“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而作。其寓意在于描写当时大书法家米芾喜藏书画、与书画行止不离的情景。这与胡氏在《十竹斋笺谱》中按韩愈诗“邺候家书多，插架三万轴”绘刻《邺架》、以“孔融让梨”这一典故绘刻《融梨》的手法是完全一样的。冯鹏生先生著《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云：“以象征的手法，绘制一个典故的内容，大概亦即所谓的‘变古’。”《萝轩变古笺谱》之名或许就是由此而来的。

胡正言用饾版印刷术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虽略晚于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但因吴氏的《萝轩变古笺谱》发现较晚，且少有流传，在社会上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而胡氏二谱，不仅刻印精良、流通广泛，而且后人多有翻刻，影响深远。加之汽车内部环境特别是汽车内的气味、雾化已被列为1项判断舒适与否的新标准胡正言又是一位精于绘画、制墨、造笺、镌刻、享有盛誉的艺术家，致使学术界的不少学者认为是胡正言发明了饾版印刷术。

胡正言，字曰从，号默庵道人，原籍安徽休宁，寄居金陵鸡笼山侧，因于居所庭院中植竹十余竿，故在利用最广的各类常规塑料造粒机装备中定其室名为“十竹斋”。胡正言曾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明亡后他隐居达30年之久，于清康熙十年（1671年）与世长辞，享年91岁。它于绘画、制墨、造笺、镌刻之外，尤喜藏书、刻书，著有《印存玄览》、《胡氏篆草》、《词林纪事》、《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刻书《六书正伪》、《千文六书统要》、《牌统孚玉》、《古今诗余醉》等20余种。其中成就卓著、最负盛名的，当属他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

胡氏的《十竹斋画谱》（图2），分书画谱、墨华谱、果谱、翎毛谱、兰谱、竹谱、梅谱、石谱，共8种。每种装成2册，每册20幅，呈蝴蝶装式。《十竹斋笺谱》（图3），共四卷。其中：卷一分7类，收图62幅；卷二分9类，收图77幅；卷三分9类，收图72幅；卷四分8类，收图68幅。全书收图289幅。从刻印技艺上看，胡氏的《十竹斋笺谱》要比早出18年的《十竹斋画谱》成熟、精湛得多，且均以饾版拱花为之。反映出中国的雕版印刷技艺在明末，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正如李克恭在为其所作《序言》中所说的：“十竹诸笺，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毋乃太盛乎？”

包括“饾版印刷”在内的中国版画艺术，在清代前期续有发展。此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印刷业逐渐衰落，濒于被淘汰的境地。为保护我中华民族这一灿烂辉煌的文化瑰宝，鲁迅先生于1932年向郑振铎先生提出了用中国传统的饾版拱花术印制笺谱的建议。二人情趣相投，一说即合。遂于1934年初刻印完成了由鲁迅先生亲自选稿、定名、撰序和收图340幅的《北京笺谱》。此后，鲁迅、郑振铎二位先生抱着“无论如何，总可复活一部旧书”的意愿，开始筹划翻刻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遗憾地是，鲁迅先生未能等到他呕心沥血筹划的《十竹斋笺谱》出齐，就与世长辞了（按：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翻刻的《十竹斋笺谱》于1941年出齐）。

解放后，被称作“木版水印”的这一精粹技艺，在党和政府关怀下，起死回生，并在复制大幅国画等领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北京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让世人振奋的新成果。以荣宝斋为例：

地处北京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始建于17世纪，前身是驰名京华的南纸店“松石斋”，清光绪二十年改名荣宝斋。荣宝斋先以广收金石书画、文房四宝、古玩玉器著称，后因从业饾版印刷而享誉中外。1932年，它受鲁迅、郑振铎先生之托，成功地印制了收图340幅、装成四册的《北京笺谱》，为 版印刷工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即饾版印刷，下同）画，与原作相比，酷似惊人，即使画家本人也难辨真伪。据说，荣宝斋曾用木版水印工艺复制了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名画“虾”，并把复制品同原画挂在一起，请齐白石本人鉴别。白石老人左看右看，良久，摇摇头说：“看不出来，实在看不出来。”还有一次，一位外国专家，出于专业本能，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工艺复制的《秋林晚鸭》，发现画面既无近现代印刷中的点，也没有胶版印刷的痕迹，因此断定此画是原作而非复制品。当他参观了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艺后，才表示信服。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何以如此逼真？原因有三：其一，荣宝斋木版水印工艺使用的纸、绢、墨、颜料，与原作使用的材料一般无二；其二，木版水印虽属工艺技术，但实系艺术创作，它吸取、采用绘画技法，有与原绘画殊途同归之妙；其三，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工艺复制画稿时，要求严格、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画工、刻工、印工均技艺精湛，一些画稿的复制时间要远远多于原作的绘画时间。例如荣宝斋于1979年复制